高中教育的定位: 融合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

    笔者: 关于普通高中的性质和目标，有人提出普通高中应该是“大学预科教育”，也有人提出普通高中应该是“基础性加选择性的教育”。对此您有何想法?

    张: 关于高中的性质和目标问题有两种对立的观点，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从去年底开始在学术上系统提出的。第一种观点就是这里提到的“大学预科说”，是由清华大学现在的副校长谢维和教授系统阐述的。谢维和教授在中国教育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来系统地谈这个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高中教育从历史的发展，从国际范围来看，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过去的高中是少数的，上高中就意味着上大学。我1986 年开始教书的时候，初中毕业生升上高中的比例是15%，这个比例是很小的，高中带有精英化的色彩。在西方来讲，像美国这个阶段就发生在20 世纪上半叶。第二个阶段是由大众终结性教育向大众预备性教育转型。什么叫大众终结性教育呢? 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工作，不上学了，终结了，入职了。什么叫大众预备性教育呢? 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大多数人要上大学。如果高中教育是大众终结性教育，就意味着增加一些实用技能、职业技能等等。如果高中教育是大众预备性教育就要根据大学的要求来改变。于是谢维和教授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目前的高中阶段教育是这样的: 从2002 年高校扩招以后，高校的大众化必然带来高中的大众化。高中的大众化和高校的大众化是一个平行前进的过程。今天中国的普通高中的毕业生升上大学的比例已经是70%，而且还不止，因为大学扩招了，将来可能还会提高。将来某一天很可能所有的高中生都取完了，大学还没招满，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因此他得出结论: 中国当前的高中教育的性质应定位于大学预科。用他旗帜鲜明的观点来说就是: 从基础教育到大学预科。而且他还认为把高中教育定位于大学预科，就为高考改革走向素质教育打开了一个缺口。换句话说，既然是大学预科，大学就可以自主解决招生的问题。

    以谢维和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我们中国当前的高中教育在性质上应该是从基础教育走向大学预科，这是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是华东师大的霍益萍教授在她的论文中提出的: 高中——基础+选择。这是对国家高中课程改革方案中提出的“高中教育具有基础性”的观点所做的进一步阐述，强调了课程要符合高中生的特点，增加高中生学习内容的和方式的选择性。可见，这两种观点一个试图改变高中教育的基础教育性质，另一种观点是继续坚持高中教育的基础教育性质，并突出高中教育的独特性。

    笔者: 您认为普通高中教育应该如何定位?

    张: 对这两种观点，我个人认为，从我们高中课程方案修订出发，应当整体考虑二者的得失。把高中教育定位于“大学预科说”是关注了高中教育的工具价值问题。换句话说，高中必须要适应大学的要求，也要适应社会的要求，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只关注工具价值，也是有偏颇的。

    换句话说，如果把高中教育直接简洁明快地称之为“大学预科”，这就相当于取消了高中。高中阶段取消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代的历史上，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曾经探讨过。当时是在倡导“建设四个现代化，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时候，提出了缩短学制的问题。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已故的杰出比较教育学者马骥雄教授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叫“长”非计。马先生认为文革以后一味地拉长学制不一定是个好办法。我国不一定要完全按照美国的方式，还可以借鉴欧洲的经验。欧洲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德国，它的高中就相当于大学预科。所以那时马先生就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设想: 能不能把高中这个阶段往两边来分一分，一部分合并到大学中，然后就缩短了学制，将来就缩短整个受教育的年限。后来，马先生在另一篇论文《论本科》当中似乎又修正了他早期的这个观点。所以究竟高中要不要的问题，他还是犹豫的，认为如果简单明快地把高中取消掉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有些国家义务教育加长，我国是九年义务教育，美国是12年，如果取消了高中，如何再延长义务教育。所以这种观点实际上早就有探讨。

    我个人认为简洁明快地把高中教育取消恐怕是有失慎重的，就是这个阶段不要了，并入大学，至少还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换句话说，如果人的年龄发展是作为一个特定的阶段这个假说依然还在被探索的话，把这个阶段直接取消，进入到大学当中去了，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无论从国际惯例还是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都需要进一步去思考。

    在国际范围来看高中有两种模式，一种以美国为代表的综合高中，综合化的模式。第二种就是欧洲的双轨制模式，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英国就是第六学级的问题。我本人认为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讲，恐怕我们取综合化的这种模式，更适合中国当前亟待实现教育民主化的诉求。于是在这两种观点当中，我倒是更倾向于把高中教育定位于大众基础教育。定位于大众基础教育容易保住高中这个阶段的独特价值、内在价值。但是必须意识到，只是提高中的内在价值也是不行的，还必须考虑高中如何增加对大学和社会的适应性问题。所以说到底，我觉得在保证大众基础教育的这个内在价值的情况下，提高高中教育对大学的衔接性和对社会的适应性，应当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还是从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融合的角度来考虑高中的性质。

    笔者:《方案》中对普通高中的培养目标作了这样的界定: “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从对方案修订的角度来讲，您对于这种表述有什么看法或建议?

    张: 具体到我们的课程方案，这里的表述提出了高中教育的基础教育性质，目前来讲是对的。它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把高中的独特性说清楚。完全可以把“高中教育”换成其它词。比方说把“高中教育”换成“初中教育”:“初中教育是在小学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也是可以的，小学和幼儿园也是这样的。就说明我们还没有把高中阶段的独特性说得太清楚。用一个什么样更加具体的词、哪怕是接近正确的词把高中这个阶段，无论是高中生的特殊发展需要还是高中教育的独特性质来补充说明就会更好。

    同时还要注意去关注高中教育的工具价值，要提高高中教育对大学的衔接性和社会的适应性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回到美国高中教育的发展史，会看出来从新英格兰地区几个人办了英国的文法学校到后来自己创造的文实学校，后来一步步发展，美国的高中教育被称为“世界中等教育的奇迹’。原因在哪里，我考察了一下，就是适应性强。随着时代的变化，它可以不断地去改变和调整自己，所以就有很强的生命力。从20 世纪中叶的综合高中的运动，以及到了70 年代以后的开放高中运动，就是社区当中上课、选课，它是非常灵活的。所以我觉得，美国高中适应性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总体上要保证高中教育的内在价值，它还属于基础教育，但同时要吸收“大学预科”这种观点当中对高校的衔接性和对社会的适应性的关注的问题。

    目前对普通高中培养目标的表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特殊性。因为目前普通高中的培养目标是把整个基础教育的目标直接搬过来，这个地方要去认真地思考。

    笔者: 要突出高中教育的独特价值，在教育目标制定上您有什么建议吗?

    张: 至于培养目标中要突出高中生的哪些特点，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才能提出具体的建议。高中生具体的培养目标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维度去规划。我觉得一方面要充分汲取国际的经验，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再一方面就是要考虑到时代的发展特征。一定要意识到时代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人类发展到现在的一种心智的要求。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国际的经验、国际组织的经验，像“21 世纪技能”等都需要去参照。

    如果实际去规划培养目标的话，学术能力和非学术能力这两个维度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分别在哪些方面找到侧重点要去考虑。再一方面就是在一种普通教育视野当中的能力和一种专业教育视野中的能力。这两种能力之间的关系和均衡

    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中教育总体还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的高中生一毕业以后可能会进入某一个领域，他如果接触一些专业技能为什么不可以?大学总体属于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ducation，但大学当中也强调通识教育。高中总体属于普通教育，我们能不能在专业教育方面有所关注呢? 所以在考虑高中生能力的构成时，能否从高中生的需要和时代的特点进行整体的思考。一定要注意，除了一种“高中是高中”，“大学是大学”这样的阶段的观点，一定要有一种对“灰色”地带的关注。高中、大学和社会之间有一个“灰色”、“浅色”的地带。这个地带当中可能有多种汇合的问题: 学生人生规划的问题、人际交往的问题以及对文化欣赏的问题、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等等非学术能力问题，这是很关键的。对于学术能力，我建议去关注国际组织当中一些著名报告当中的规定，比方说在80 年代的时候，美国已故教育家E． Boyer，他提出高中要提高学生的学术能力，并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目标: 每一个高中生都要做高级课题“Senior  Project”，这是对学术能力的培养。他同时还规定，每一个高中生必须要做够一定数量的社区服务的内容，培养责任感。所以在高中阶段一定要对学生成为一名主动的学习者和负责任的公民这个要求有一定范围的期待。作为负责任的公民要达到一定的伦理要求。

    笔者: 您认为普通高中教育的课程应该让学生打好共同的文化基础，还是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从而获得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发展?

    张: 我自己是非常同意基础性加选择性，这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要处理好。国家高中课程方案特别好的一点是没有把基础性和选择性的关系处于一种叠加关系而是一种融合的关系。选择能力本身是基础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要认为一讲基础性就没有选择性了。另外一方面，基础性又是选择性的基础，只有达到了共同的基础，选择才能自由。方案中高中课程结构的表述吸收了法国确立的“共同文化”概念，叫“common core”。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需要注意如何去体现基础性和选择性的统一。目前关于这一点的阐述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

    笔者: 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处理基础性和选择性两者之间的关系?

    张: 我觉得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共同基础放低，选择的空间放大。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很有趣的关系。只有共同基础放得低了，每一个个体的选择空间才能增大。如果把共同基础提得很高，个人的选择空间是没有的。我们国家目前高中教育主要的误区就是以考纲为代表的共同要求太高了，太高了之后个体选择的空间小了，甚至没有选择的空间了。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有专长的人在高中阶段没有机会去发展专长。因为每一个人的第一要务是寻找自己的不足，努力去补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发展自己的专长，所以就把一个人的缺陷变成了一个“在场”的东西。一个人学习很好意味着四平八稳，每门课都很均衡。这样就把受过高中教育的理想的人变成了很均衡，不瘸腿的人，至少是语、数、外不瘸腿，因为语、数、外只要一瘸腿就考不上好大学了。

    实际上我们这种理想体现出的是把高中教育的目标理解成了一种很具体的方式: 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是各种学科素养很均衡、组合得比较好的人，这是一种机械的素养观。语文+ 数学+ 英语+ 某一门文综或理综就变成了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导致的结果是每一个人第一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而是一定要把自己瘸腿的地方补起来。所以全中国的人都变成了四平八稳的人，这是极其严重的问题。这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伤害了每一个人。所以在高中课程结构调整的时候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让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长处，在高厉害的考试当中不付代价。

    换句话说，一个人不需要去拼命补自己的短处，他需要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而短处也构成自己的特点。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去努力，从制度上来保证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长处，也就是要从一种全面发展观走向一种个性整体发展观——个性发展。而个性发展就是一个人找到自己的一己之长，只要找到一己之长，就完全能够度过完美人生。

    改革高中的课程结构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一个原则，基础性的本质是面对所有人的共同学习权力的保障，所谓“在立足点上求平等”。选择性要立足于经过教育过程之后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个性地获得发展，这就是“于出头处求自由”的问题。“在立足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受过教育的人不是整齐化一的、高水平的、普罗克汝斯忒斯( Procrustean) 铁床般的化一的模式，而是五彩缤纷的。这种五彩缤纷甚至可以超出Howard  Gardner 多元智能的五彩缤纷，每一个个性都能闪光，这是选择性和个性化的关系的问题。在制度上怎么保障还需要去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