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庆棠（1897－1949），字凤岐，著名教育家，著作有《民众教育》一书，合译有杜威《思维与教学》等，曾校订《民众读本》，主编《教育与民众》月刊以及《申报》“农村生活丛谈”专栏。

    在1919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学子中，有一位秀丽的女子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俞庆棠。作为杜威的得意弟子，学成归国后，俞庆棠在继承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生活即教育”这一命题。

    归国后，俞庆棠历任江苏无锡中学教师、大夏大学教授，还被聘为江苏大学区（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区）教授兼扩充教育处处长。她筹办创建民众学校，大力推行民众教育，并开展民众教育实验。俞庆棠还亲赴欧洲考察成人教育，结合自身实践形成了一整套民众教育理论与方法，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

    俞庆棠认为，民众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实现乡村自治。她指出：“农村自治，是农村改进的目的……是要把乡村造成一个有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包括“普及教育，改进生产，乃至卫生、交通、自卫、自治等多方面的，则有所谓乡村改进运动。而自治当然是最后的理想，也就是有机体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了”。民众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人的建设问题，要把人的现代化放在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来看待。俞庆棠非常重视乡村人民的作用，她说：“他们强，中国也就强；他们富，中国也就富；他们弱，中国也就弱；他们穷，中国也就穷。”只有民众能清醒地认识到个人与民族存亡的关系，能团结起来抵御外辱，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华民族才有深厚的希望、远大的前途。

    基于上述目的，民众教育的对象也自然而然确定为全体人民。俞庆棠认为，民众教育以“社会全体民众为对象”，不分职业，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贵贱，都应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教育。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由少数人造成，文化的真正基础实际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知识能力情绪之上”。所以，俞庆棠的民众教育是要把过去稀有且准入门槛较高的教育机会大众化，使所有民众都享受教育权利。此外，民众教育针对的是人的整体发展过程，不宜按阶段进行划分，因为人生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学习的过程。故而，民众教育不仅要“教育失学的儿童、老年和成人”，而且要“使已受基础教育的儿童、老年和成人受继续教育和进修”，还要与学校教育打成一片。

    经过实践，俞庆棠还对民众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她确定民众教育的内容是从三个原则出发的：第一，应适合民众实际生活的需要；第二，能激发民族意识、自治精神，并能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第三，应适合民众之心理。为此，俞庆棠开设了识字教育、生计教育、体育以及与教学目标相契合的爱国教育。她指出：“民众教育之重心在民生，宜从民生着眼，从民生人手， 以达民权、民族之进展。”与此相对的是，旧教育这架机器，它“脱离现实”“与大多数民众的生活绝缘”。故而，要用新的教育内容取代旧的教育内容。

    在俞庆棠看来，民众教育要落实好，还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和方法。“为着要实施切于民众生活及社会需要的各种教育，于是设立各种民众教育机关。因为事业之设施范围不同，而所用之教育与方式及工具各异随而机关的种类亦很复杂”且“民众教育的实施，不能用一套呆滞刻板的方法”。为此，她列举了近30种民众教育组织形式，有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民众图书馆、民众体育场、民众电影院、民众合作社等形式。她还借鉴陶行知、晏阳初等提出的小先生制、导生传习制、连环教学法等方法，并借鉴设计教学法、口耳眼相结合的方法、团体活动法等适合中国民众生活与教育状况的方法。俞庆棠总结出，实施民众教育最简捷有效的方法是让民众“自己教自己”“自动、自学、自教”“师傅教徒弟，马夫教马夫，矿工教矿工，老板教学徒”。

    最后，民众教育还需要选择素质良好的教育人员。俞庆棠多次强调，要把民众教育事业办好必须有一批素质良好的教育人员。他们不仅要对民众教育理论有研究，而且要有“最坚定的决心”“最真挚的服务精神”。具体而言，民众教育教师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改造社会之精神；2.劳农的身手；3.科学的头脑；4.高尚的人格；5.强健的体魄；6.办事的能力；7.专业的修养；8.远大的眼光。而当民众教育面临进展缓慢、力量微薄的局面时，她还鼓励民众教育的教员不怕困难、不怕失败、努力奋斗、同心协力。

    1949年12月4日俞庆棠逝世，享年52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送挽联曰：“吃野草下去，流鲜奶出来，点滴都付与人民，人民群众之保姆。”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敬德书院）